【核心提示】文学与文化遗产，最终的落脚点都是深埋在每个人内心的国民精神。国民精神价值体现于文化传统所依附的文化遗产。

　　冯骥才，浙江宁波人，中国当代作家、画家和文化学者。1942年生于天津。现任国务院参事，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，中国小说学会会长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，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、博士生导师，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，全国政协常委、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评定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、专家委员会主任等职。

　　2012年秋，北京画院美术馆举办了题为“四驾马车冯骥才的绘画、文学、文化遗产保护与教育”的展览，集中展示了他作为画家、作家、文化遗产保护践行者和倡导者以及大学人文耕耘者的大家风采，记者的采访便从他的绘画谈起。在整个谈话过程中，冯骥才对当代知识分子、文艺工作者人文情怀与文化责任的探讨贯穿始终。

　　1创作源自内心的真诚

　　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：在您的绘画作品中总会看到阳光，或穿过云霞，或透过树林，既有夏天的灿烂，也有冬日的温暖，给人自信和希望。这种“寄情于山水，寓意于风物”的创作手法表达了您怎样的艺术追求？

　　冯骥才：绘画的功能在于透过视觉感受进入丰富与敏感的心灵世界。我对阳光有着不同的感受，我看重光线在不同时间的变化所体现出的时间感，那是光的生命。景物在光线中的变化是丰富和细腻的，只有这种不同的光线变化，才能够表达不同的心绪，也就是文学的想象和主观的心绪。绘画是文学的梦，文学于我是一种责任方式，绘画则是一种心灵方式。意境是中国画的灵魂，其实也是文学与绘画的结合。意是文学，境是绘画。所以，我遵循文人画的“抒写性灵”，追求“意境至上”的传统，又追求适合当代审美的散文化的“可叙述”的意蕴。

　　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：您从十几岁开始就跟着惠孝同先生学画，是什么原因使您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呢？

　　冯骥才：写作于我似乎是与生俱来。我认为，文字能够最精确地解析生活、表达思想，而用文字来创造美与生命的是文学。我的文学观是：记录心灵的历史和历史的心灵，挖掘人性和创造属于自己个性的语言和文本。我不会为写作而写作，这种对文学的忠实应该是缘自对生活真实的捍卫，所以我认为写作必须要求真诚。

　　20世纪70年代末，我与绘画分手，走上文坛，成为第一批伤痕文学作家。80年代中期，又从伤痕文学转入反思文学。不同作家的写作角度是不同的，我选择文化的角度，即文化社会、文化性格与文化批评。尽管近些年来，几乎没有时间写小说，但还经常有文学的想法。我会把自己的想法随手记下来。在进行田野考察的路上常常一个人闭目凝思，在脑子里勾勒出一部小说的人物、结构、冲突，有时甚至在颠簸的车里写出简单的故事大纲或细节，就这样也会让自己很兴奋。

　　2文化良知应成为时代强音

　　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：这次展览共展出了您160余种中文版本的文学作品，30种中外课本以及大量文化遗产抢救、保护和教学科研成果，这也是您从文学创作转向国家、社会文化责任担当的历程反映吧？

　　冯骥才：是的。画家凭性情生活，而作家既用性情、心灵活着，也用思想活着。作家的身份让我有了理性思辨的能力，这也是作为我们这一代文化人应当担当的责任。我会拿出更多时间去写文化批评，对当代中国文化进行思辨。当前，中国文化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，身为作家，我们有责任思考文化选择、文化走向等诸多问题。1995年，我发表了一系列文化批评的文章，如《手下留情关于“建设性破坏”的思考》、《文化四题》、《文化眼光》等，那时，我就已身陷时代文化命运中，从“文学的责任”转向了“文化的责任”，渐渐离开“自我”的绘画，重新回到“责任”的事业中来。

　　现在文学、艺术创作等很多领域都被市场控制了。我主张“面对文学，背对市场”，因为文化仍要以其精神价值为主，这便需要国家树立标杆、做出导向。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，我又开始了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和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作，至今未已。其实，文学与文化遗产，最终的落脚点都是深埋在每个人内心的国民精神。国民精神价值体现于文化传统所依附的文化遗产。

　　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：从文学创作到文化遗产保护，这样的转变，有它的必然性吗？是您主动的转型吗？

　　冯骥才：我的人生与事业经历了多次主动与被动的转变。所谓被动，缘自时代与生活的骤然巨变；所谓主动则是我心甘情愿把这巨变带来的困惑放在自己肩上。在城市文化家底盘查中所获得的经验，也成为后来民间文化遗产全国性抢救与普查的学理依据。

　　作家在关注生活的同时，一定会去关注那个地区独有的文化，并把它当作一个生命而不仅仅是学术对象来关切。当它消失后，作家会心疼的。2000年，我曾在法国住过一段时间。我发现有3位作家曾对法国的文化保护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。一个是浪漫主义作家雨果，当工业革命影响法国的时候，法国拆除了大量古建筑。雨果认为这是把城市的记忆拆除了，于是，他在1835年间愤怒地写下了《向拆房者宣战》。一个是现实主义作家梅里美，他在后期不再写小说，而是成立了“历史建筑保护委员会”，为保护法国古典建筑做了大量工作。还有曾担任过法国文化部部长的小说家马尔罗，他在任职期间发动了对法国文化的全面普查，大到教堂、小到羹勺，对法国所有的历史文化遗存都做了登记。

　　正是这些保护工作使得法国很多历史文化得以留存，也树立了法国人的文化自豪感和文化自尊。正是这些文化保护的非凡意义，坚定了我从事文化保护、呼吁文化良知、进行文化反省的决心。他们也成为我后来倡导“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”的楷模。

　　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：您如何看待知识分子与文化责任之间的关系？

　　冯骥才：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独立的立场，逆向的思维，这样才有思辨的价值和前瞻性，能从未来考虑问题。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对社会生活有矫正功能。文化自觉固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的文化先觉。没有知识分子的文化先觉，就没有全社会的文化自觉，因此作家要更有社会责任感和文化责任感。

　　责任感说到底就是一种社会良心。责任也并不单是社会责任，还具有更深广的内涵，人道主义也是一种责任。文化责任感是一种生活良心，确切的说是文化良心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我关注社会中种种小人物的命运；90年代后，我关注急速现代化与市场化中文化的命运，这些关乎人的生存，所以容易被看到。但文化的精神，就常常不在人们的视野中。我担心今后，千姿百态的城市文化将所剩无几。你有权放弃这种担当，但没有权利指责“责任”这是一种自愿和慷慨担当的社会道义。为了强调这种文化责任，我更愿称之为文化良知。在这个时代，文化良知的声音应该成为一种强音。